文學批評主體性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批評理論問題,自然,對于它的追求和確認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學批評觀念的彰顯。20世紀80年代,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熱”的出現、文學的自主性觀念的確立,尤其是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問題曾經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關注,并表現出在當代視域中的較為積極的建構傾向。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總體上而言,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卻呈現出一種頗為嚴重的缺失局面。在當下,我們需要在確立根本性的價值立場的前提下,致力于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建設。無疑,這是當代文學批評自身發展的需要,更表現為一種當代視域中的文學批評理論觀念的創新發展。

一、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及其價值指向

應該說,主體性是文學批評的一種基本的精神品格,也是一種應有的價值訴求。那么,從普泛意義上來說,文學批評的主體性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呢?毋庸置疑,在當代視域中,對這一問題的回應必須先從關注和明確人的主體性問題開始。換言之,討論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是與對人的主體性這一哲學問題的明確認知密切相關的。因而,在這里,我們首先需要對主體性問題、人的主體性問題作一些必要的檢視與判斷。我們明白,在人類的精神發展中,主體性原則的確立是一個關鍵的環節,而主體性原則在西方哲學中的確立本身又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思想現象。恩格斯說:“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幾乎可以發現以后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確實,我們注意到,西方哲學中的主體性原則也肇始于古希臘思想。其時,普羅泰戈拉對“人”作為“萬物的尺度”的確認和強調,宣告了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的“出場”;而蘇格拉底則用德爾菲神廟墻上銘刻的“認識你自己”這句箴言根本性地扭轉了古希臘哲學的方向,在他那里,“認識你自己”具有了主體性原則的初步萌芽。當然,西方哲學中主體性原則的發端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在這個階段,笛卡爾是個中堅人物,他是近代西方理性主義的主體性哲學的奠基者。到了康德這里,主體性原則得以真正確立。這是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重大社會變動并在啟蒙運動后期和法國大革命前后而確立下來的哲學原則。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如何可能一致?這是德國哲學革命面臨的根本問題。康德哲學是德國古典哲學進程中的第一個環節。其哲學中的主體性原則最終就是確立在對主體與客體之間關系的探討之中。當然,看待主體性原則的確立這個問題,還是需要從對康德哲學的總體性質的理解和確認出發,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在此,我們就不多說了。從最終目的上說,以康德哲學為標志的主體性原則就是要從哲學上證明理性和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質。在對于這一最高本質的訴求和擁有中,主體積極能動地認識、構造甚至是變革對象或客體。康德確立的“主體構造表象”、“人為自然立法”這兩個命題就是其根本性表現。“康德是通向馬克思的橋梁”,這也就是說,馬克思深受康德的影響,在其思想形成過程中,康德及其思想是一個中間環節,在主體性理論問題上無疑也是如此。當然,在新的社會歷史語境中,更根本的是因為唯物史觀視野的確立,馬克思的人的主體性思想與康德確立的主體性原則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馬克思的人的主體性思想是豐富的、深邃的,在這里,為了集中論證的需要,我們僅簡要地說一說兩個方面的話題:其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下,主體性是屬于哲學的哪一個層次的問題,即我們需要合理確認主體性問題的論域。首先,主體性問題不是本體論問題,這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界的主體性問題尤其是文學主體性問題論爭中出現過不同的看法;同時,它不全是認識論問題,也不全然是歷史哲學問題。人的存在的主體性問題當屬人和世界關系的根本問題,它屬于哲學的總體性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化。思維和存在的關系本質上是人和世界的關系,它是人所特有的意識性的表現,而人所特有的意識性在其現實性上必然發展和表現為主體性,表現為人所特有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揭示出,人和世界的關系,從根本上說就是主體和客體的關系。確認這一點讓我們明了馬克思的主體性思想與馬克思哲學的整體性關聯,也讓我們對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問題形成了一種原則性的思考意向。其二,人的主體性的具體規定也就是主體的規定性問題。在這個方面,馬克思曾經有過許多論述,概括起來主要就是指人作為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體在對客體的作用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能動性、自主性和自為性。其中,人作為社會實踐活動主體的能動性包含三個方面的基本涵義,即:主體對于主客體關系的自覺性、主體的選擇性及其創造性。而創造性無疑又是主體能動性的最高表現。主體的自主性也是馬克思的人的主體性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他看來,真正的主體必然是具有自主性的主體,這種主體既有能力亦有權利“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種活動出現在生產過程中”。主體的自為性是主體自主性的邏輯延伸;換言之,自主是自為的前提,自為是自主的目的。總體來看,馬克思關于主體的能動性、自主性和自為性的相關論述無疑是相互聯系著的,其中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智慧;也就是說,三者的結合和統一,才能造就完整的主體和實現真正的主體性。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簡單地講,確認當代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在普泛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在當代視域中強調文學批評的能動性、自主性與自為性的實現,而且,還是一種統一性的實現。當然,這是一種相當抽象的表述。具體而言,結合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境況,筆者認為,文學批評的主體性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重要考量:其一,確認當代文學批評自身的獨立性,即它不應該也沒有理由依附于其他對象而存在,它具有一種自主的品格,從而也表現為一種文學批評的自為性;其二,強調批評者必須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是批評者的主體意識在批評實踐中的具體化,尤其表現為一種文學批評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實現;其三,它還體現為當代視域中的中國的文學批評的主體性,這也就是說,在當前的全球化語境中或者說世界性的批評境況下,中國的文學批評應該營構、保持和發展其獨立性與自主性。論述至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明白的是,在當代視域中,我們追求和確認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其實是在確立當代文學批評的根本性價值指向。那么,這種價值指向究竟體現為一種什么樣的性質呢?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關涉到我們對“現代性”問題的理解。無可置疑,對現代性問題的關注早已經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現象。它在世界范圍內的反思與追求的二重主調語境下變得色彩斑斕。在現代性問題的探究上,不要說眾多西方思想家之間存在著迥然的差異,即便是當代中國學者,也都基于各自的哲學立場和觀察視點而對現代性問題持續地進行著不同的解讀和闡釋。相比之下,筆者更為贊同俞吾金先生的觀點。受英國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的啟發,他提出了“現代性現象學”的概念。俞吾金持論,現代性現象學也就是運用現象學的理念和方法,尤其是海德格爾的此在現象學的理念和方法,對現代性現象進行全面的考察。在闡述了現代性現象學的基本立場、觀念和方法之后,從現代性現象的總體視域出發,并在對西方思想家現代性研究的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礎上,俞吾金分析指出:當我們把現代性現象課題化時,在我們的視域中呈現出來的是一組現象,即:“現代化”、“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前現代性”、“現代性”、“后現代性”、“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而且,當我們對這九個現象中的任何一個進行考察時,其他八個現象都會以共現的方式呈現在我們的視域之中。因此,必須在這一總體視域中來界定“現代性”的內涵。按照現代性現象學的闡釋,“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主要關涉到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主導性價值觀念。相對于“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而言,“作為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系,‘現代性’體現為以下的主導性價值:獨立、自由、民主、平等、正義、個人本位、主體意識、總體性、認同感、中心主義、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顯然,這樣來理解“現代性”問題,我們也就能夠相當明確地認識到,在當下語境中,追求和強調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其實是在確立文學批評的現代性價值指向,主體性是現代性哲學的基石。

二、當代文學批評主體性的缺乏

在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進程中,文學批評的主體性訴求一直較為缺乏。這固然受制于長達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所構造的政治與文化邏輯,也與根深蒂固的“以意逆志”的中國文學批評傳統密切相關。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批評尺度的確立,也讓文學批評與國家政治、民族解放等宏大敘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歷史地看,這是必要的,也具有其特定的價值和意義,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滯了文學批評的主體性的實現。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已經得出一個結論,即,追求和強調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其實是在確立文學批評的現代性價值指向,而這一現代性價值指向的真正確立無疑又是需要以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的強勢推進作為基本前提的。這樣,我們的討論視野自然也就相應地進入到中國社會的新時期。20世紀80年代中期,劉再復倡導“文學的主體性”,進而引發了大規模的學術論爭。我們明白的是,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提出以及圍繞著它而展開的思想爭論溢出了文學論的范圍,它和20世紀80年代初發生在哲學領域里的主體性問題討論等一道構成了一種重要的思想事件,或者直接說,它是一種顯豁的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相伴隨的思想事件。在這一現代性事件中,劉再復所說的“文學的主體性”存在三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即:作為創造主體的作家的主體性、作為文學對象主體的人物形象的主體性與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和批評家的主體性。也就是說,在這里,伴隨著人的主體性問題的浮現,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命題被正式提出來了。對于劉再復而言,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就是伸張和確立文學批評的自由。盡管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理論存在重大的思想局限,然而,文學批評的主體性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性命題提出,其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歷史并沒有很好地接續這個話題。文學主體性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隨即遭到了幾種重要學術力量的批判;其中的表現之一是,人們從后現代主義哲學視角出發,質疑主體概念與主體性理論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如是,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問題也就很難再存在于人們的關注視野之中了。有研究者分析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批評面臨的文化語境非常復雜,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同樣缺乏。倘若尋找其原因,不外乎表現在兩個最基本的方面:其一,隨著中國市場經濟向縱深處發展,其內在邏輯使文學批評必須服從于利益至上和效益優先的原則;其二,在全球化語境下,西方現當代文論的橫向擴張相當強勢而恣肆,這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之間就存在著一種關系的不對等性,于是,文論的交流實際上已經變異為西方文論霸權對中國文論的強勢同化。這二者共同導致了中國當下文學批評主體性的深刻危機。這一討論和表述無疑是頗有道理的,但它也顯得有些籠統和模糊,我們還需要尋求更為清晰也有可能更具拓展性和深入性的描述與論證。從前文我們對于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問題的總體性認識和理解出發,概而言之,在筆者看來,當代文學批評的主體性的缺乏較為顯豁地體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首先,在很大程度上,當代文學批評處于一種非自主存在的狀態,即“寄生”狀態。這也就是說,盡管經過了長期的歷史性發展,當代文學批評依然缺乏足夠的獨立性、自主性。在這里,“寄生”一詞是筆者對有研究者在一己的理論視野內對文學批評較為普遍的“寄生”狀態的個人描述的援用,當然,它更是一種拓展和延伸。這位研究者指出:不能“將文學批評僅僅當作文學作品的注釋”,韋勒克與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早已闡明,對文學作品所作的注釋、說明,包括對作品版本的考證、對作品中所涉及的歷史事實的鉤沉、對作品中生僻字的注解等等,雖然是文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步驟,但這根本就不是文學批評,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學批評的準備工作。因此,把文學批評看成單純的解釋作品,只能是一種‘文本還原’式的批評觀。在這種批評觀的指導下,文學批評談不到任何主體性問題,只能‘寄生’在原作之上對其進行一些注釋、講解、說明,甚至可能淪為作品的奴隸”。無可否認,這一判斷和評價是敏銳的、合理的,這種“寄生”式的文學批評在今天的文學研究者的具體批評實踐中也包括在高校教師的文學課程的教學中大量存在,它極大地折損了在當代視域中實現文學批評的主體性的可能。在此基礎上,筆者所說的當代文學批評的“寄生”狀態至少還包括兩個方面的意思:其一,文學批評對于作家作品的嚴重依賴。一直以來,在文學界尤其是在作家那里存在著一種一度曾經成為主流的觀念,即作家的文學創作是第一性的,批評家的批評實踐是第二性的。在當前,這種觀念依舊存在相當大的市場,它極度地削弱了文學批評者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第二,當代文學批評仍然缺乏足夠的獨立性。這主要具體表現為兩點:一是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學科建設盡管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批評學界的學科意識依然不夠明朗,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缺乏應有的合理的批評方向確立的自覺,文學批評對于文學理論和文學史建構的積極價值與意義不甚彰顯;二是當下的文學批評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甚至是政治因素,在一定意義上說,文化批評的當代興盛更為加劇了這一狀況;相應地,在對批評的具體情境的關注前提下開展的自覺并相對純粹的文學批評實踐并不多。其次,批評主體的缺席與批評力量的喪失。這里所說的批評主體的缺席,當然不是指沒有人參與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也不是指當代文學批評者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沒能表現出普泛意義上的一定的主觀性;而是其在根本上意味著,由于真正的創造性和自主性的嚴重匱乏,當代文學批評者群體性地同時也是自覺不自覺地選擇了一種趨于淺表性的同質化的批評行為,拒斥獨立的、批判的、在深層意義上有利于當代文化建設和社會進步的價值立場的有效確立,致使當代文學批評陷入了一種內質性的困境。這樣,盡管文學批評實踐行為依然在持續,卻導致批評主體的實質上不在場,也就是說,從事具體文學批評實踐的批評者的能動性、自主性與自為性嚴重缺失,這自然也就缺乏在根本上是由批評主體的能動性、自主性與自為性支撐起來的批評的力量。它主要表現為:第一,批評落后于創作。當代文學創作是生動的、豐富的,但文學批評實踐卻跟不上這一發展趨勢,在不少批評者那里,批評實踐成了一種慣性的操作或批評的“程式”,批評者與他從事的批評實踐本身都被其固化的視野、立場和思維所“裹挾”,批評了無生氣,自然更談不上批判性和創造性。第二,部分批評家與作家或寫手之間存在一種頗為顯明的互利性共謀關系。“口紅批評”、“捧殺批評”等稱謂的出現是對這一現象的形象性說明。或許,這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和當代消費性文化語境中批評生態發展的一種必然。第三,批評者群體性地放棄價值評判。價值評判是文學批評實踐的根本要求,也是其生命力的保證。然而,今天的批評家卻耐人尋味地共同地表現出對于價值和價值評判的輕視態度,或者將自己放在一種獨立的價值判斷的“懸置狀態”。我們應該明白,“對價值的忽視甚至拒絕是使人文科學非人性化的傾向中最危險的一種”瑏瑡;我們也需要銘記貢布里希的告誡和期望:“我們應該歸還人文科學的驚訝感、崇敬感、還有恐懼感。換句話說,應該歸還人文科學的價值感”瑏瑢。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乃至蔓延也與在當下的文化相對性時代普遍的批評尺度與標準的喪失不無關聯。最后,新時期以來,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強勢“入侵”,這自然有一種文化交流的必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國學界主動“迎納”的結果,其最終導致的是,在面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觀念時,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沒有了自己的地位和“聲音”,學理上的中西批評“對話”難以實現,這明確地表現出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主體性的喪失。無疑,這是在更為闊大的視野內對當代文學批評主體性缺失的一種確認,也是一種尤為值得注意的批評現象。這種文學批評主體性的缺失其最根本的表現就是文學批評的“失語”。其實,近20年來,中國文學理論的“失語”問題一直頗受文藝學界的關注,不少學者對之進行了批判性考察,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實績;但是,對于文學批評的“失語”的針對性探討卻并不多見。我們需要認識到,當代文學批評的“失語”,失去的當然不僅僅只是中國形態的文學批評的概念和范疇,而更是民族文學批評觀念、精神和思維的喪失與民族批評范式的被改造。這樣,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出現了在根本上被西方文學批評范型同化的趨勢,中國文學批評的民族性問題似乎不復存在了,當然也就沒有予以學理性考察的必要;或者說,在當代視域中,它近乎于成為一個偽命題了。不能不說,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當下,這是中國文學批評領域中出現的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哪怕是僅僅就此而言,當代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建設也已經勢在必行。

三、文學批評主體性的當下建設

文學批評主體性的當下建設當然也不只是某一維度的,而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在這里,擇其要者,我們簡要地談一談文學批評主體性當下建設應有的總體性價值立場和三個基本的建設維度。筆者以為,總體而言,在當下進行文學批評建設包括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建設理應基于現代性價值立場。也可以換句話說,確立當代文學批評的主體性是與明確文學批評的現代性價值訴求方向密切相關的,二者之間存在一種辯證性關聯。主體性是現代性的主導價值之一,追求和確認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其實也就是在伸張和確立文學批評的現代性價值;而在總體上確立文學批評的現代性價值立場,也就能夠內在地推動和保證文學批評的主體性的當下實現。我們必須明確這一文學批評主體性當下建設的現代性訴求的理論視角和價值立場。而且,我們還需要由此進一步認識到的是,確立文學批評的價值訴求方向是當下文學批評建設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文學批評領域中壓倒一切的根本性問題。這個問題不明朗,或者說其方向不明確,其他許多問題的性質也就不可能突顯,相關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偏差,甚至是造成文學批評建構問題本身的價值和意義的弱化。基于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現實狀況以及文學批評自身發展的要求,我們可以確認,堅持現代性價值訴求的發展方向是當下中國文學批評建設的根本選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當下文學批評的建設與當前中國社會文化的整體推動在總體發展方向上趨于一致,故而,確認這一方向事實上也是使得建設中的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具有現實性品格的基本要求。當然,現代性也是一把“雙刃劍”;基于此,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的建設一方面需要現代性價值觀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發展現代性價值觀念。這也就是說,我們需要認識到,現代性問題是一種雙重現象;因而,我們在追求現代性價值的同時,還必須采取措施有效地遏制“現代性”中的負面因素的蔓延,并根據中國現實國情的需要發展現代性價值觀念,以便使得對于“現代性”價值的整體訴求行進在具有歷史合理性的無限敞開的實踐路途中。瑏瑣如是,我們所進行的當下文學批評建設包括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建設也就能夠建立在對健全而又充分的現代性的認識和訴諸的基礎之上;換言之,惟其如此,建設中的當下文學批評才能體現出對健全而又充分的現代性價值觀念的訴求,無疑,這對文學批評主體性的當下合理建構是一種有力的推動,也是一種根本性的有效支撐。在相對集中地探討了文學批評主體性當下建設的總體性價值立場之后,并結合前文對當代文學批評主體性缺失問題的考察,接下來,我們再說一說確立在這一總體性價值立場基礎之上的當下文學批評主體性建設的幾個主要方面。首先,追求和確立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必須致力于批評主體的建設。當然,批評主體的建設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這里,我們有選擇地談三點。一是需要確認和強化批評家的個體主體性。文學批評活動是一種個人性很強的實踐活動;因為,作為文學批評主體的批評家首先就是以個體的生命形式存在于歷史之中的,對此,馬克思說得相當明白而深刻:“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瑏瑤。尊重、認可批評的個體性,強調批評個體的自由意志、自我選擇和自我評價的有效性,充分肯定其在批評實踐中的能動性、自主性和自為性,無疑是保障文學批評主體性實現的基本要求。當然,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批評家在強化自身的主體意識的同時,還應該自覺地將自我的存在同時代與社會聯系起來,將自我的發展要求同國家和民族乃至人類的整體性發展要求統一起來,這樣,其個體主體性的實現也就獲得了最大限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這個基礎之上確立起來的文學批評的主體性自然也就能夠贏得我們充分的肯定。二是批評家必須注重自身的批判意識的確立和批判性思維的養成。批評家應該是一群具有特殊才能和卓越品質的人,而批評家的特殊才能和卓越品質的表現之一就是其具有高超的批判力,這是他能夠在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進行合理的價值判斷的基本依憑。人往往受到其慣性思維的驅使,能夠有效地轉換思維方式,進而鑄造個人的批判性思維和確立明確的批判意識是一個批評家的主體性的重要表現,當然,它也是文學批評的主體性得以實現的一個前提。三是必須關注和提高批評家從事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活動時的觀念意識和精神狀態。我們需要明白的是,批評家的觀念意識和精神狀態是區分為層級的,也正因為如此,文學批評家的觀念意識和精神狀態就決定著文學批評主體性所能夠達到的層次品位。這也就是說,批評主體的觀念意識和精神狀態直接關涉到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活動的性質和質量,決定著批評主體在從事批評實踐時是否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積極的能動性、自主性尤其是創造性。無疑,這與文學批評主體性的實現與否休戚相關。其次,自覺克服和摒棄“程式”化的、封閉的批評,確立文學批評實踐和批評理論建構的明朗而深刻的現實關注意識和問題意識。這里所講的“現實”,包含四個方面的意義指向:一是當下文學與文學批評的現實。開展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和進行自覺的批評理論建構必須以這一現實為基本的前提,如是,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也才能產生和形成真正的問題意識。二是作為批評對象的文本的現實狀況、真實狀況。無疑,關注這一現實的批評才是具有針對性的批評,也才能擺脫被固化的批評視野、立場和觀念所“裹挾”的批評模式,從而獲得批評的生動性與開放性的可能。三是廣闊而豐富的社會現實生活本身,它更多的是社會生活的一種現存境況,指一切實際存在的東西,亦即自然現象、社會歷史現象和思想的總和,與“可能性”相對。四是指現有事物在發展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的東西,即作為合乎規律的存在,它與雖然存在但已失去必然性的事物和現象相對。這樣,要達到對于現實的正確理解,就內在地要求著不僅要清醒地估計現實的全部復雜性,而且要認識到它的必然變化趨勢。瑏瑥這兩種意義指向上的現實,構成了對于“現實”的哲學化理解。無疑,在此基礎上開展批評實踐完全可以獲致對于文學、文學批評乃至于整體的社會生活的深刻理解。總之,批評實踐必須依憑現實,并持有明確而合理的問題意識,才能在“眾聲喧嘩”和相對主義泛濫的當下更有效地確立其主體性;因為,這樣的批評才是自主的批評,能夠充分體現批評家的主觀能動性的批評,有明確的問題指向的批評,卓具創造性的批評,非“寄生”狀態的批評。最后,面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強勢“擠壓”,當代中國文學批評需要積極因應這種挑戰,在全球化語境中實現文化自覺,以期尋求自身更為闊大的發展空間;無疑,這是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也是一種在由于“擠壓”而產生的批評“張力”之中的應然選擇。這一觀點與策略的確立,其目的當然是期望能夠有效地實現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主體性,而其中的關節點就在于需要迫切地提高文學批評中的民族自覺意識。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實踐中,具備并提高了民族自覺意識,才能在保證批評的充分的民族性的前提下促使其主動參與全球化進程;換一個角度說,在當下的世界性語境中,中國文學批評也只有主動地參與全球化進程,才能保證其民族意識得以凸顯的能動性和自覺性,從而實現批評主體性的當下建構。那么,在當下,怎樣才能提高文學批評中的民族自覺意識呢?陳國恩先生說,期望達到這一點,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一要按現代性的標準重新整理民族傳統文化,使其富有生命力的部分融入人類普遍的意義體系;二要重視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所取得的成果,因為此時期是中國從被動到自覺加入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關鍵性階段,所取得的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成果更具現代性,更容易與當下世界語境相適應;三要及時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成果,宣傳中國的經驗,讓世界了解中國;四要以平常的態度對待西方的知識權力,反對民粹主義和盲目排外的情緒”;對于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我們要努力做到與之平等對話,以期形成東西方文學和批評多元互補的新格局,“這種格局既遵循人類共同的意義準則,又使各民族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特色。在此格局中,中國文學批評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才會有自己的建樹”。瑏瑦這樣的觀點與費孝通先生關于在全球化語境中文化發展問題的相關論述是一致的,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也具有鮮明的前瞻性。我們期待,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當下,中國文學批評能夠明確地確立并適時地提高其民族自覺意識,從而有效地實現其主體性。也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最終尋求中國文學批評的真正的現代性范式轉型。

作者:詹艾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