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天文學和中醫學的發展

西漢王朝第十五代劉嬰5歲當皇帝,不久就被王莽趕下了臺。王莽結束了西漢215年統治,建立“新朝”。王莽是位儒學大家,他想締造一個體現儒家思想的政治體制,于是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但是改革并沒有給王莽帶來理想的進步,反而是到處民變,義軍四起,自己也被殺,社會一片動亂。直至一支由劉秀領導的起義軍取得最后勝利,用武力統一了中國,建都洛陽,為表示與前王朝的繼承性仍稱為“漢”。史學家稱為“東漢”,與劉邦建立的西漢相區別。

東漢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特別是造紙術的發明,字詞典的編纂,給文化傳播帶了深遠的影響;佛教的傳人,佛經的翻譯,儒道佛的交融,使文化傳播生發了全新的概念。

我國古代的天文非常豐富。早在商周時期,我國就有關于日食的文獻記載。《左傳》明確記錄了魯昭公七年(前535年)的一次日食:“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史記》稱,春秋242年問日食有36次之多。《詩·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寫的是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日(前776年9月6日)發生的一次日食。古代君王常以日食附會人事的變化,故每逢朔日都要祭祀,祈禱天神保佑。但荀子認為:“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它只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的結果。(《荀子·天論》)王充更是明確指出:“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論衡·治期》)說明到東漢時,一些有識之士已能區分自然傳播和社會傳播,把日食看成是一種常見的自然現象,指出跟政治變動、人事禍福毫無關系。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于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征,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核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成怪其無征。后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后漢書-張衡列傳》)

張衡不僅是位自然科學家,而且是位辭賦家,并有獨到的見解。下面是摘自《后漢書-張衡列傳》中散見的一些言語:

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鈷。以思世路,斯何遠矣。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克。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

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貴焉。

張衡的意思是說:高超的思想要靠言語的修飾才能傳播,好比果實要有花襯托才興旺,器具要借裝飾顯得美好,人要用車馬、服飾顯現榮貴。一個人有優良的品德、善良的心愿,又有博學的知識而能約束自己,那么沒有什么困難能阻擋你。用來考慮社會問題,也就不遙遠了。一個人雖然很勤勞,但不善于追求,就不會有什么收獲;不如使自己謙虛一些,用優美的言論來取勝。就像小鳥在高高的樹上嗚叫,能發出金玉一般的聲響。提出言語修辭在傳播中的重要作用。他又說孔子因為沒有遇到知音才修訂“六經”,來引導后來的學者。他以此為例,指出人們所以不聽從教誨,是因為人們沒有理解你的思想。

東漢時期除了天文科學的發展外,醫學科學也取得了偉大成就。東漢時著名的醫學家有張機和華佗。張機,字仲景,南郡涅陽(今河南南陽)人,相傳曾任過長沙太守,世稱“張長沙”。張仲景著有《傷寒雜病論》。其序文除闡述了五行原理與醫學之理的關系外,還論述了醫道原理與醫德、修身、養生的關系,同時批評了“崇飾其末,忽棄其本”這種唯務名利的思想。他說:

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賊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在這段話里,張仲景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基本命題,指出生命傳播是一切人類傳播活動之本。“進”,是指進入社會傳播活動;進入社會傳播活動就要愛護人了解人。“退”,是指退出社會活動而進入內部傳播;進入內部傳播就要愛護自己了解自己。這既是處事的道理,也是處人的道理。

華佗生活的時代,當是東漢末年三國初期。那時,軍閥混亂,水旱成災,疫病

流行,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當時著名詩人王粲在其《七哀詩》里,寫了這樣兩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這就是當時社會景況的真實寫照。目睹這種情況,華佗非常痛恨作惡多端的封建豪強,十分同情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人民。為此,他不愿做官,寧愿搖著金箍鈴,到處奔跑,為人民解脫疾苦。從其名、字來看,名“佗”,乃負載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華佗自幼刻苦攻讀,精通“六經”,逐漸具有了較高的文化素養。華佗精于醫藥的研究。《后漢書·華佗傳》里有許多介紹他精髓醫術的記載。

比如說他治病時,配制湯藥不過用幾味藥,心里掌握著藥物的分量、比例,用不著再稱量,把藥煮熱,就讓病人服飲,同時告訴服藥的禁忌或注意事項,等到華佗一離開,病人也就好了。如果需要灸療,也不過一兩個穴位,每個穴位不過燒灸七八根艾條,病痛也就應手消除。如果需要針療,也不過扎一兩個穴位,下針時對病人說:“針刺感應應當延伸到某處,如果到了,請告訴我。”當病人說“已經到了”,隨即起針,病痛就很快痊愈了。如果病患集結郁積在體內,扎針吃藥都不能奏效,應須剖開割除的,就飲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會兒病人就如醉死一樣,毫無知覺,于是就開刀切除患處,取出結積物。病患如果在腸中,就割除腸子病變部分,洗凈傷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縫好腹部刀口,用藥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開刀時,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個月之內,傷口便愈合復原了。

又比如有個郡守患疑難癥,百醫無效,其子來請華佗,陳述病情,苦求救治。華佗來到病人居室,問訊中言語輕慢,態度狂傲,索酬甚巨,卻不予治療而去,還留書謾罵。郡守原已強忍再三,至此大怒,派人追殺,蹤跡全無。憤怒之下,吐黑血數升,沉疴頓愈。原來這是華佗使用的一種心理療法,利用喜、怒、憂、思等情志活動調理機體,以愈其疾。

有一次,華佗在路上遇見一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東西,正乘車去醫治。病人呻吟著十分痛苦。華佗走上前去仔細診視了病人,就對他說:“你向路旁賣餅人家要三兩萍齏,加半碗酸醋,調好后吃下去病自然會好。”病人按他的話,吃了萍齏和醋,立即吐出一條像蛇那樣的寄生蟲,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蟲掛在車邊去找華佗道謝。華佗的孩子恰好在門前玩耍,一眼看見,就說:“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進華佗家里,見墻上正掛著幾十條同類的蟲。華佗用這個民間單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華佗由于治學得法,醫術迅速提高,名震遠近。正當華佗熱心在民間奉獻自己的精湛醫術時,崛起于中原動亂中的曹操,聞而相召。原來曹操早年得了一種頭風病,中年以后,日益嚴重。每發,心亂目眩,頭痛難忍。諸醫施治,療效甚微。華佗應召前來診視后,在曹操胸椎部的膈俞穴進針,片刻便腦清目明,疼痛立止。曹操十分高興。但華佗卻如實相告:“您的病,乃腦部痼疾,近期難于根除,須長期攻治,逐步緩解,以求延長壽命。”曹操聽后,以為華佗故弄玄虛,因而心中很不高興。公元208年,曹操操縱朝政,自任丞相,總攬軍政大權,遂要華佗盡棄旁務,長留府中,專做他的侍醫。這對以醫濟世作為終身抱負的華佗來說,要他隔絕百姓,專門侍奉一個權貴,自然是不愿意的。何況,曹操早年為報父仇,討伐徐州的陶謙,坑殺徐州百姓數萬人,尸體壅塞,泗水為之不流,接著又連屠取慮、夏丘諸縣,所過“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徐州是華佗后期行醫和居住之地,與百姓休戚與共,內心豈不憤慨!因而決心離開曹操,便托故暫回家鄉,一去不歸。曹操幾次發信相召,華佗均推脫妻子生病為由。曹操惱羞成怒,遂派出專使,將華佗押解許昌,嚴刑拷問。面對曹操的淫威,華佗堅貞不屈,矢志不移。曹操益怒,欲殺華佗。雖有謀士一再進諫,說明華佗醫術高超,世間少有,天下人命所系重,望能予以寬容,但曹操一意孤行,竟下令在獄中處決。華佗臨死,仍不忘濟世救民,將已寫好的《青囊經》取出,交獄吏說:“此書傳世,可活蒼生。”獄吏畏罪,不敢受書。華佗悲憤之余,只得將醫書投入火中,一焚了之。直到這年冬天,曹操的愛子曹沖患病,諸醫無術救治而死,這時曹操才悔恨地說:“吾悔殺華佗,竟使此兒活活病死!”

華佗被害至今已一千多年了,但人民還永遠懷念他。江蘇徐州有華佗紀念墓;沛縣有華祖廟,廟里的一副對聯,抒發了作者的感情,總結了華佗的一生:

醫者刳腹,實別開岐圣門庭,誰知獄吏庸才,致使遺書歸一炬;

士貴潔身,豈屑侍奸雄左右,獨憾史臣曲筆,反將厭事謗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