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對全球變暖證據的最新評估表明,科學家比此前任何時候都要確定人類活動——主要是燃燒化石燃料——正在引起氣溫和海平面升高。近幾年來,一系列極端天氣事件——包括紐約和新澤西的颶風桑迪、中國的洪水和美國中西部以及俄羅斯和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旱災——造成了嚴重傷害。上月,墨西哥經歷了太平洋和墨西哥灣颶風的同時襲擊,颶風過境之處,村鎮和城市俱毀。氣候變化是此類事件的重要因素,而且我們面臨的局面越來越糟。

這些問題把一個新的爭論帶到了舞臺中央:如何協調各種行動以降低伴隨強勁經濟增長而出現的溫室氣體排放。

這一爭論已經迷失在爭議之中。大部分國家已開始了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動真格的投資,許多國家更是開始實施碳定價和監管,而與此同時,批評家指責這些政策會阻礙增長。全球經濟仍在從2008年金融動蕩中復蘇,更高的能源價格讓商業和政治領袖頗為擔心。

頁巖氣的出現讓能源爭論更加撲朔迷離了。用氣代替煤不失為通往低碳未來的捷徑。但令人震驚的是,用量增加最劇烈的恰恰是最骯臟的燃料——煤。公司和投資者通過采取某些資源效率措施及投資低碳資產來規避風險,但他們的高碳投資組合和行為并未出現多大改變。一些國家在政策上的搖擺也不利于大局。

對此,支持采取更強烈行動的人認為,低碳投資可以帶來強勁得多、潔凈得多的增長。他們指出,能源效率能帶來節約,而清潔能源技術能帶來市場機會。他們試圖證明,更加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給世界各大城市、人民健康和能源安全帶來諸多好處,也能讓窮人獲得更多的能源。他們建議發行綠色債券,敦促上市投資銀行利用世界利率較低、許多國家需求受抑制的時機為新基礎設施和就業提供資金支持。

這些都是很嚴肅的經濟學爭論,但它們往往演化為關于經濟危機的合理應對措施,和政府干預市場價值的意識形態糾紛。這實在令人遺憾。氣候變化并非派系之爭,氣候政策從根本上說也是基于市場的。這是關于糾正市場失靈從而使市場和企業家精神能夠在保證創新和有效資源配置中扮演適當角色的問題。

為了跳出這一僵局,我們協助成立了全球經濟和氣候委員會。委員會的新氣候經濟項目集合了六大洲的七大領先政策研究機構,由前政府首腦、財政部長和著名商業領袖組成的專家委員會監督,由全球著名經濟學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擔任顧問。其目的是提供權威的新證據,以說明政府和企業如何在實現更強經濟增長的同時糾正氣候風險。

很少有政府或投資者以氣候變化為出發點。他們想促進投資和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崗位、穩定公共財政、擴大市場、帶來利潤、保證可靠的能源和食品供給、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減少貧困及建設城市。因此,我們需要問的主要問題不是能否減少排放,而是公共政策如何幫助在實現這些核心目標的同時,減少排放并建設氣候恢復力強的經濟。

在這方面,全世界范圍有許多經驗可以借鑒。七年前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斯特恩報告》發布時,這個主題基本上還停留在理論階段。如今,處于各發展階段的國家都在追求新的考慮氣候問題的經濟增長模式。

比如,德國正在規劃全世界最有雄心的低碳經濟轉型,該計劃以節能和可再生為基礎。韓國將“綠色增長”制定為核心經濟目標。墨西哥2012年《氣候變化普通法》將

大大提高清潔電力的用量。中國將綠色技術產業開發作為其日程的最優先項目。

一些大企業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讓我們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聯合利華承諾使用可持續的農業和林業采購源。可口可樂正在徹底停用污染氣候的氫氟碳化合物。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在其整個供應鏈中推動減排。同時,世界銀行和歐洲投資銀行也不再向高排放煤電貸款。

但真正的問題依然存在——經濟可以以多快的速度邁向低碳之路,以及通過什么辦法才能最有效地實現。一些低碳政策顯然代價十分高昂,而另一些顯然成本很低的選項則無人問津。任何結構性變化都包括成本、交易和不確定性,合理地理解這些因素十分重要。科學已經清楚地證明了氣候問題的緊迫性,現在該輪到經濟學家和決策者來解釋如何應對這一問題的緊迫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