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少年錯誤認知模式的構建會導致其不良行為的發生,并且這種認知模式會以圖式的方式儲存在個體的記憶庫里,在少年社會化的過程中會隨時被提取出來從而導致越軌和犯罪行為的發生。對于少年來說,個體對所面臨的錯誤認知是其犯罪行為產生的重要因素,我們要充分重視少年正確認知的構建。

關鍵詞社會學少年犯罪認知

犯罪活動是犯罪人認知過程的反映,通過犯罪人的犯罪認知和思維可能預測到他們的犯罪行為,而且具有明顯犯罪思維的犯罪人會對犯罪持肯定和贊成的態度,形成一種反社會模式,從而抑制控制功能的減弱,會導致其產生更加嚴重的犯罪行為。由于少年的思維和自我意識發展的不完善,容易形成錯誤的認知模式。少年從生理和心理上都處于不夠成熟的階段,雖然接受新東西比較快,但由于經驗、知識的限制,看待問題往往出現認識片面、以偏概全的情況,他們的認知、思維正在逐漸發展和豐富,正因為這樣,各種社會影響都可能對少年發生作用。對于少年來說,個體對所面臨的社會情境的錯誤認知是其犯罪行為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情況下少年對社會信息理論的錯誤加工和認識會引發不良的社會行為,甚至會導致攻擊行為和犯罪。少年對挫折、憤怒或者明顯的挑釁的反應不僅依賴于情境中出現的社會線索,而且更依賴于少年個體對這些線索的信息加工或解釋。

一、錯誤的注意偏向與少年攻擊行為的關系

國內外許多學者采用多種范示對攻擊性個體的注意偏向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發現攻擊性個體存在注意偏向,相對于普通刺激,他們偏向于注意那些敵意性的刺激。注意偏向是指相對于中性刺激,個體對與之相關的威脅刺激或相關刺激表現出不同的注意分配。注意偏向有三種成分,注意增強指的是注意力更容易或更快地被某些信息所吸引;注意解除困難指的是當某些刺激吸引其注意后,其注意力很難從該類刺激轉移到其他刺激;注意回避指的是傾向于將注意力轉向于某種刺激相反的提示上,如同時呈現威脅刺激和中性刺激,個體傾向于將注意從威脅刺激轉向中性刺激。社會信息加工理論認為,個體在社會信息加工過程的某些階段上的偏向和缺陷導致了其反社會行為的發生,少年的注意偏向主要發生在社會信息加工的編碼階段,攻擊性個體在編碼階段會選擇性地注意那些具有自我威脅性的線索,在解釋階段傾向于敵意歸因,在問題解決與決策階段會產生攻擊性反應。在此階段,特殊的情境性線索從大量的刺激中被選擇出來以便進一步加工,攻擊性少年傾向于選擇與社會沖突和攻擊行為有關的線索,導致了后續階段的加工偏向或缺陷,并最終產生不適當的越軌行為。史密斯和沃特曼采用點——探測范式和情緒Stroop范式來探討暴力犯、非暴力犯以及大學生被試對憤怒性語義刺激的注意偏向,結果發現,攻擊性個體和暴力性個體在點——探測范式中均表現出對攻擊性詞語的注意偏向;在情緒Stroop范式中,與正性和中性的情緒詞相比,兩攻擊組均表現出對具有攻擊性、負性情緒的詞語顯著的注意偏向,他們對攻擊性詞語分配更多的注意資源,對環境中的負性情感刺激更加敏感。在對罪犯的眼動研究中發現,在自由瀏覽表情面孔圖片的任務中,反應性個體以悲傷、高興面孔的注視時間大于工具性個體,而在憤怒面孔上沒有差異,但在攻擊情境圖片瀏覽任務中,反應組對威脅性信息的注視時長高于工具組和對照組,表現了反應性暴力犯對威脅性信息的注意偏好。

二、錯誤的思維方式也易導致少年犯罪

約克爾森和薩米諾在其著作《犯罪人格》中指出,所有的犯罪人都具有獨特的“犯罪思維模式”,包括不合格邏輯、短視、錯誤、不健康的人生價值觀感等。少年的思維方式和思維特點是與眾不同的,有人認為“沖動性”或者“凝固的”思維是少年犯罪的特征,不能對他人產生共情,制定不負責任的決策以及經常認為自己是受害人等,所以少年罪犯往往對攻擊行為可能導致的后果作出正向的評價,他們認為攻擊反應可帶來物質酬賞,獲得同伴認可,提高自尊和正向情緒感受等積極結果。很多情況下存在這樣錯誤方式的少年普遍存在抑制控制的缺陷,也可以說“自我控制”、“沖動控制”、“自我調節”、“執行性控制”等抑制控制功能不足,而這種執行功能失調和少年的違法犯罪行為有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少年罪犯會傾向于把從事犯罪行為的負面結果歸責于他人和外在環境,而將自己應負的責任歸責于他人和外在的環境,而將自己應負的責任排除在外;經常會利用飲酒或同伴之間互相壯膽,幫助自己增加膽量,免于恐懼;部分少年罪犯具有僥幸心理,認為自己可以免受一般人所遵從的規范的約束,從而去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并且認為自己一定能夠避免被發現;控制他人;部分少年罪犯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為自己的犯罪尋找借口,加以辯護,如為了給家人、朋友購買禮物,權力傾向指犯罪人渴望獲得權力,犯罪人通過各種各樣好的行為來為自己的犯罪行為尋找借口;少年罪犯在最初從事犯罪活動時,可能沒有花許多時間與精力去評估其從事的犯罪活動的成本和收益,經常為了滿足當前的需要而去從事越軌犯罪行為。

三、道德認知水平的降低也會導致少年犯罪

大多數人都建立了個人道德行為標準,這些標準起著自我調節作用,可以引導良好的行為和制止不良行為,而與這些標準相抵觸的行為會導致個體的內疚和自責,個體的行為通常與其內部的道德標準相符合。據研究,犯罪行為與道德發展的延緩呈正相關,許多犯罪行為的發生與個人的道德認知水平有關,社會學家科爾伯格認為,道德認知發展的階段越低,道德推理越具體;階段越高,道德推理越抽象。正是因為某些少年的道德認知水平較低,當存在犯罪機會時,個體沒有發展出相應的內部機制來控制自己的行為和抵制誘惑,才會出現越軌和犯罪行為。從社會學意義上來說,少年個體在曾經的社會化學習過程中內化了社會潛在的道德行為準則,并在自己遵守行為準則時獲得自我價值,在違反行為準則時遭受自我道德譴責,這種道德譴責會限制犯罪行為的發生。社會心理學家班杜拉發現“道德推脫”在道德自我調節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可以使個體的道德自我調節功能有選擇地激活和失效,“高道德推脫”就是降低自己的道德認知標準,使道德機制對少年不良行為的調節失效。有些少年因社會化功能的不足或失敗,就會出現“高道德推脫”的情境,以降低或弱化自己的道德準則來獲得內心的平衡,擺脫自我譴責。道德推脫對少年的攻擊傾向和犯罪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少年的親社會行為和內疚感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并且道德推脫可以通過攻擊傾向、內疚等中介作用影響越軌行為。對同一群體的追蹤研究結果表明,少年道德推脫水平與其越軌行為和暴力行為有顯著的正相關,并且可以很好地預測其之后的過錯行為和暴力行為。高道德推脫者對自己的道德要求較低,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自己不利的行為責任,即使違法犯罪人也不會有明顯的內疚感和自責感,道德認知水平處于較低階段,缺乏基本的道德良心,所以具有“高道德推脫”的少年比其他少年發生違法犯罪行為的可能性更大。

四、對于預防少年犯罪的思考

預防少年犯罪要盡早開始,從家庭、學校、社會各方面事先采取各種教育性、保護性和防范性措施,提高少年的道德認知水平,從認知上訓練少年改變他們對問題的歸因方式,給予孩子們更好的素質教育,以防止少年犯罪行為的發生。從家庭來說,建立良好的親子依戀關系也能預防少年犯罪,生活在經常有家庭沖突中的少年比生活在和諧家庭的少年犯罪的可能性要大,少年和父母之間建立正確的安全依戀關系,和諧的安全依戀關系可以為孩子樹立正確的人際關系相處模式,增加少年的責任意識。學校要加強對少年的道德教育,提高少年的道德認知和道德信念,讓他們知道什么是優良的道德品質,培養社會主流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不斷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堅守法制底線,從而確立起一種正確、高尚的道德觀;還要大力通過社會輿論、教育、榜樣示范等手段,把社會主流價值觀逐步轉化為少年個體內在的道德意識,讓少年由外在的道德內化為個體的品德。另外,良好的道德觀念是在實踐中有意識地訓練與培養起來的,除了學校經常組織各種有益的社團活動外,社區也要有計劃地組織社區內的少年參加社區的各種公益活動,如照顧孤寡老人等,讓孩子們在業余時間外能將身心奉獻于各類有意義的活動中,讓少年學會正確地看待他人、自我和社會,愿意為他人著想、尊重他人,關心他人,關心社會。這些有意義的社團和社會活動,不僅鍛煉了少年的能力,而且還培養了其社會義務感和責任感,更加有效地從根本上預防少年犯罪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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